会议指出，今年7月国务院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来，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融资难、融资贵”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呈现缓解趋势，但仍然是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缓解融资成本高问题，以促进创新创业、带动群众收入提高。 “受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因素影响，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遭遇挑战，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突出，而前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李大大十次谈及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在由其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多次作出相应的政策部署。 5月23日，李大大在内蒙古考察时表示，针对企业反映的实体经济资金总体紧张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盘活资金存量，优化金融结构，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进金融改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5月30日，李大大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深化金融改革，用调结构的办法，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一要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扩大对中小企业支持；二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促进“脱实向虚”的信贷资金归位，更多投向实体经济，有效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7月3日，李大大总理在湖南长沙召开部分省份和企业座谈会，强调面对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在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同时，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并要求，深入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和定向降准等措施，金融资源要向实体经济倾斜，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7月14日，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再度强调，有效降低融资和交易成本，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 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被部分市场人士视为升级版的“金十条”，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在继续实施好现有小微企业支持政策的同时，重点推出包括加大融资支持、加大财政支持、加大服务小微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等六项措施。 对此，曾刚进一步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经营风险大，故其融资价格往往相对较高，短期难以根治；但客观地讲，过去半年，新一届政府对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重视亦取得明显成效，企业的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数据显示，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9月末，银行间市场3年期、7年期AA级企业债的到期收益率分别为5.78%和6.62%，较上年末下降1.57个和0.84个百分点；9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7%，比上月下降0.12个百分点，比上年12月份下降0.23个百分点。 谈及此次国务院会议的部署，曾刚表示，尽管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是老问题，但必须看到时下中国经济的新环境。 “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已降到7.3%，且季度环比是下降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不仅金融机构可能针对中小企业出现“惜贷”的情况，且中小企业本身面对经济周期的抗压性亦相对较差，故当前非常有必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曾刚说。 伴随着中国10月份各项经济指标逐一披露，“新低”一词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10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1.5%，创2006年3月以来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5.9%，跌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稍早时候公布的价格指标也显露出疲弱态势。10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创出近五年来新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连续32个月同比下降。民生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指出，本轮PPI同比回落的持续时间，已超过上一轮通缩周期。 一系列的“新低”释放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信号。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官方发布的上述数据显示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结合更早的时候发布的通胀数据，中国经济负产出缺口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似乎正在发生分化。根据中金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9月以来，央行货币政策放松措施在银行间市场传导顺畅，并部分传导至实体经济。企业债收益率9月以来明显下降，大企业和城投公司融资成本降低。但与此相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以票据直贴利率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尚未明显下降，影子银行利率仍高位徘徊，可能反映内需疲弱回款放缓导致的中小企业资金偏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看来，官方帮扶中小企业有着更重要的战略考量。 白景明对中新网记者表示，此次官方的帮扶政策很有必要，特别是考虑当前中国的小微企业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国内的小微企业不再是落后、小型服务业的代名词，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等新兴产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如果及时加大支持力度，小微企业有望成为中国式创新的强大助力”。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综合处处长童有好亦持相同意见。童有好指出，据统计，约三分之二的新发明、新创造都是中小企业做出的，微软、苹果、阿里巴巴、百度等高科技公司最早都是小企业孵化而来的。中小企业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具有空前的创新精神和力度，但同样也存在缺钱、缺人、缺市场等瓶颈问题，需要扶持。 一是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改进合意贷款管理，完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的能力。 二是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支持银行通过社区、小微支行和手机银行等提供多层次金融服务，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更好向小微、“三农”提供规范服务。 三是支持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发展，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发挥保单对贷款的增信作用。 四是改进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防止信贷投放“喜大厌小”和不合理的高利率、高费用。 六是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建立资本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 七是支持跨境融资，让更多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中国装备“走出去”。 八是完善信用体系，提高小微企业信用透明度，使信用好、有前景的企业“钱途”广阔。 十是健全监督问责机制，遏制不规范收费、非法集资等推升融资成本。用良好的融资环境，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和能力。 对此，曾刚指出，在市场化环境中，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因素包括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以及金融中介的利润等，但就目前而言，最大的障碍还是风险成本。 据曾刚解释，考虑到中小企业的贷款往往缺乏抵质押物，信用贷款居多，且中小企业自身经营能力偏弱，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导致企业的信用资质较差，需要外部增信。而本次会议的许多部署都可以视为对风险成本的针对性措施，比如信用体系、发展互联网金融、民营银行、担保、保险等。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亦表赞同。针对此次提出的“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郝演苏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保险机构开发贷款保证保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购买此类保险来对小微信贷风险进行对冲和转移，属于给小微企业提供外部增信，有利于银行更多地将信贷资源向中小企业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曾刚强调，为了不使担保费用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增加，政府应适当介入，大力发展政策性担保机构而非商业性担保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收取较低的担保费，以换取金融环境的稳定，比如德国80%的担保机构都是政策性的。 而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看来，此次会议出台的政策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加紧注册制改革等发展股权融资等措施。“直接融资发展缓慢是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重要原因，此次会议明确提出降低小微企业的上市门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董登新对中新网记者指出，降低企业上市门槛并不意外着放弃监管，比较可行的方式应该是在创业板内部开辟两个层次，一个对上看齐主板，不做大的变动；一个对下承接“新三板”，可以在部分盈利指标上予以放宽，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董登新指出，目前A股的IPO标准，无论是主板的还是创业板的，都是传统的工业版本的IPO标准，是按照工业企业的标准来设定相应门槛，显然已经过时，无法满足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一些新兴企业、新兴业态的上市需求，亟待改善，这样才能留住本土就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会出现阿里巴巴类似的异地上市情况。 “值得注意的还有，本次会议提出的跨境融资亦是一大亮点；考虑到人民币跨境业务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加之海外资金利率明显低于境内，对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明显有利。”曾刚说。 对此，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萍亦表赞同。黄金萍对中新网记者指出，受益于跨境人民币业务，公司能用一年期人民币信用证作为跨境支付工具，在香港市场融入低成本的资金。相较以往3月期的外汇信用证，由于融资期限的延长，还可以选择合适的避险产品来对冲汇率风险。总体看，能比境内融资成本低2到3个百分点，这就使海信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至少在融资成本上不处于劣势。(记者 陈康亮)

张德江说，席大大主席昨天同总统阁下就发展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彰显了中法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良好合作。中国全国人大同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交流频繁，成效显著。两国立法机关应继续加强友好交往，发挥定期交流机制和友好小组的作用，丰富交流议题，完善双边合作的法律框架，促进两国社会各界友好合作，共同推动中法关系继续走在中西方关系前列。据介绍，导致药品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原材料产量减少、原料药供应不足的问题，也有部分药品用量小、临床需求不确定，使产需难以有效衔接的问题，还有临床用药更新换代的问题。

这是记者于此间举行的全国海关关长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第三，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中方将继续推动落实“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湄公河国家开展减贫合作示范项目。将优先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五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定的各项目标。还将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六国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项目。愿与湄公河国家共同设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和环境合作中心，加强技术合作、人才和信息交流，促进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为五国培养更多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

在经济增长质量上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 中 国经济又“被第一”了。 IMF的数据是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得出的。根据这一算法，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为16.5%，而美国所占的比例为16.3%。IMF还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这一“超越”日前引发海外舆论广泛关注，解读范畴已超越经济本身，深入政治、军事等领域，但《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多名国内学界人士对此表示“仅供参考”，大部分普通民众也认为这个“第一”和实际感受“有出入”。 与此同时，多名学者对记者分析了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局限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对记者表示，IMF的结论只能从大概的数量级上加以理解，不必拘泥于其具体的数字结论。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8日在华盛顿表示，在经济增长质量上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 IMF统计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了17.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除IMF外，世界银行也进行了类似统计，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4年10月10日超过美国。 “用购买力平价计算GDP的算法通俗讲，就是用一元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比较，测算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真实比率，由此将GDP折算为美元。”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称。 他表示，因为中国物价比美国总体便宜，所以用购买力平价来算，GDP总量要比用汇率计算更高。但是具体高出多少，还与不同机构具体的算法和所采集的商品价格信息有关。 刘培林也对本报称，通常认为，购买力平价换算系数比名义汇率能更好地反映货币购买力，进而也能够更好地反映实际经济规模。但是必须看到，购买力平价相对于汇率法，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带来一些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购买力平价方法论上与生俱来的难以克服的问题。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在GDP的比较方面并没有一个完全无争议的算法，即使是购买力平价算法，也存在多种口径，并且存在忽视非贸易商品等缺陷，各国学者并未就此达成共识。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里克·西瑟斯甚至认为，在任何时点、任何国家之间用购买力平价来比较GDP总量并没有太大意义。事实上，目前全球多数机构和研究人员均主要采用市场汇率来折算和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差别。 根据IMF数据，如果按实际汇率计算，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0.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刘培林称，看待这个事情，应该关注到一个不同于历史的事实：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人均收入水平也达到世界前沿水平。而中国即使总规模重新回到世界第一，人均水平也比较低。况且，IMF所说的世界第一，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还不是按照汇率法计算的。 按实际汇率计算，美国2014年GDP为17.4万亿美元，远超中国的10.4万亿美元，人均GDP更是具有压倒性优势。有学者预测，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可能在50年或70年。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考希克·巴苏强调，将市场汇率因素计算在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中国要超过美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只要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赶超就是一定的，只是时间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内部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很难进行单一同比。”有外资机构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 即便就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距离最富裕的国家仍相去甚远，人均GDP仍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其次，从长期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崛起不过是“恢复原状”。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曾估算，早在19世纪70年代（即清朝同治时期），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紧随其后。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已经不再仅仅关注“数据”，人民个人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关注的焦点。本届政府首次提出了GDP增长“区间论点”，高层表示出对经济数据下行的容忍。国务院总理李大大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表示“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就业情况”。 王小鲁表示，中国GDP总量再大，人均GDP在世界上仍然较低，和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此外，GDP指标并不能体现诸如生活环境、社会安定、生活服务条件等与老百姓生活质量切实相关的因素。 对于中国经济的排位迅速“上蹿”，有关学者近年已频繁表达了对“名难副实”的担忧，担心中国将为此背上更沉重的发展负担。 刘培林表示，中国经济总规模接近或者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言，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来意味着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义务，二来意味着中国在一些全球治理议题上，实际上可以争取到更加有利的地位。比如，常常有一种指责的声音，要求中国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产出水平计算的话，中国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并不比发达国家在相近的发展阶段的水平高。 但“树大招风”，有学界人士对记者分析称，中国频繁“被第一”，既意味着中国将获得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机遇，同时也相应的可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可能远远超出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的责任和义务。 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就曾公开表示，中国长期搭了现有国际秩序的“便车”，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为改变这种“名难副实”的经济结构作出历史性的改革。简政放权、投融资改革、财税制度改革……这些正在为曾经饱受束缚的市场经济松绑，中国经济正在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王子约 盛媛）